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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代每个国家都有史书来记录年代和事件，晋国的《乘》、楚国的《梼杌》虽然如今已无法再见到，但《春秋》经过圣人的删改修订，自周平王东迁后，二百四十二年的事就像太阳和星星一样清晰明了。

秦朝灭掉诸侯各国后，焚烧天下书籍，因为各国都有史书，其中多有指责讥讽秦国先人的内容，所以对这些史书痛恨至极。

《诗经》《尚书》之所以能再次现世，是因为儒生们能将它们藏在墙壁之中。

而各国的史书分别藏在各自国家，国家灭亡后，史书也随之消失，到汉朝时，只剩下《秦记》。

太史公司马迁依据《春秋》写成《十二诸侯年表》，依据《秦记》写成《六国年表》，对于夏、商、周三代则写成《世表》。

当时，黄帝以来的《谍记》还存在，上面都记有年代数字，司马迁考察其中的历法、谱牒以及五德终始的传承，发现都与古代文献多有不同，并且说：“孔子编订《尚书》，其中很少有年月记载；即便有一些，也大多缺失。

孔子不加以编排整理，大概是他行事谨慎的缘故。”

司马迁秉承孔子的意思，所以他记载三代历史时，用世系而非年代。

汲冢出土的《纪年》，是在晋太康初年被发现的，按照年代依次编排，起始于夏、商、周，结束于魏哀王二十年，这是魏国的史书，逃脱了秦朝焚书的厄运而被晋朝得到，司马迁没来得及见到。

司马迁的《史记》，虽然分为纪、表、书、传、世家等体例，自班固以下都无法更改，虽然用本纪来纪年，但记事简略，因为相关事件在志、传中有详细记载，本纪简略也是合适的。

从荀悦的《汉纪》以后，以编年形式记事的作者，每个时代都有。

唯独梁武帝的《通史》多达六百卷，侯景之乱时，王僧辩平定建业，将其与文德殿的七万册书籍一起西运，江陵沦陷时，这些书都被焚毁。

唐朝四库藏书里，编年体史书有四十一家，共九百四十七卷，其中王仲淹的《元经》十五卷，萧颖士依照《春秋》义类所写的传有一百卷，都已失传。

如今这四十一家的书，留存下来的也没几部了。

在史学著作中，以司马迁、班固等人的史书为正史，编年体史书排在其次，大概是因为纪传表志类史书盛行，编年体史书只是作为乙库收藏的备用书籍罢了。

宋朝英宗皇帝命令司马光整理编排历代君臣的事迹，写成一部编年体史书，神宗皇帝认为此书可借鉴往事，有助于治理国家，赐名为《资治通鉴》，并且为它作序，阐述其创作的缘由和立意。

司马光的本意，是专门选取那些关乎国家兴衰、百姓祸福，善的可以作为效法榜样，恶的能够成为警戒的事例，来编写这部书。

治平、熙宁年间，正是司马光与众人就国家事务相互争论是非的时候。

像萧规曹随那样关于政令统一的辩论，都无法胜过主张变法之人的言辞，司马光于是被分司到西京洛阳，不再参与国家大事的讨论，专心致力于书局的事务。

他心中的忠愤感慨难以抑制，对樊英名实的见解、唐太宗君臣关于音乐的讨论、李德裕与牛僧孺争夺维州事件之类的内容。

甚至连黄幡绰、石野猪的诙谐言语，他也写信告知书局官员，想要记录下来以作警示，他的这些细微用意，后人并不能完全了解。

编年体史书又岂是毫无意义的呢！世上的论者大多说：“经书用来承载道理，史书用来记录事件，史书与经书不可相提并论。”

然而道理无处不在，散布在各类事件之中，通过事件的得失成败，可以知晓道理历经万世都不会有弊病，史书难道可以轻视吗？作为君主，如果不知道《资治通鉴》，那么想要治理好国家却不知道自我治理的根源，厌恶祸乱却不知道防范祸乱的方法。

作为臣子，如果不知道《资治通鉴》，那么对上无法侍奉君主，对下不能治理百姓。

作为子女，如果不知道《资治通鉴》，那么谋求自身发展必然会辱没祖先，做事也不足以给后人留下榜样。

至于用兵作战、创建法令制度，如果不了解古人成功的经验，不借鉴古人失败的教训，那么就会想要取胜却遭遇失败，图谋利益却招来祸害，这是必然的结果。

孔子编订《尚书》，从唐尧、虞舜开始，到《文侯之命》为止，并将其与秦国相关联，鲁国的《春秋》则起始于周平王四十九年；左丘明为《春秋》作传，到鲁哀公二十七年赵襄子毒害智伯的事件为止，而《资治通鉴》则记载了赵国兴起、智氏灭亡的事，放在前面。

由此可见，孔子编订《尚书》并创作《春秋》，资治通鉴》的创作实际上是《春秋》和《左传》而来的。

司马光广泛阅读旧有的史书，还从旁采录小说，挖掘隐微的事迹，汇聚编纂成这部书，实在是辛苦了。

而编写书籍时，汉代部分由刘攽负责，三国到南北朝部分由刘恕负责，唐代部分由范祖禹负责，都是依据他们各自的专长来分配任务，他们都是天下选拔出来的优秀人才，历经十九年才完成。

这部书将十六个朝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事迹合为一部，这哪里是一个人的心思、耳目所能完成的呢！ 司马光自己说：“《资治通鉴》编成后，只有王胜之借去读过；其他人还没读完一页，就已经打哈欠、伸懒腰，想要睡觉了。”

这部正文二百九十四卷的书，都有人没能全部读完。

至于《考异》三十卷，是用来参校订正各种书籍异同，使内容归于统一的。

《目录》三十卷，以年为经、以国为纬，不仅能让众多国家杂乱记录的事件清晰区分，前代历法的变更、天文现象的异常，都实实在在地记载在《目录》上方，这难道能当作普通的书籍目录来看待吗！我父亲对史学极为专注。

淳祐癸卯年，他开始患上鼻出血的病症，但读书仍片刻不停，鲜血洒落在史书上，那些血迹至今还留在书上。

父亲常常对我说：“《史记》《汉书》从服虔、应劭到三刘刘敞、刘攽、刘奉世，注解已经很多了。

章怀太子李贤为《后汉书》作注，裴松之为陈寿的《三国志》作注，虽然偶尔有字词读音和释义，但实际上更多是为了增添不同的见闻，补充不完备的地方，以显示学识渊博。

像为《晋书》作注的杨正衡，为《新唐书》作注的窦苹、董冲，我觉得他们的注解没什么可取之处。

徐无党为《新五代史》作注，只是粗略地讲了讲欧阳修著书的书法义例，其他方面就没涉及了。

《资治通鉴》此前有刘安世的《音义》十卷，但世间没有流传下来。

《释文》原本出自蜀地的史炤，冯时行为它作序，如今海陵刻印的版本又有司马光之子司马康的《释文》，与史炤的版本大同小异。

司马康在书局担任检阅官，按说他能得到司马光的亲身教诲，又与刘攽、范祖禹等诸位先生一起研讨学习，不应该出现如此明显的差异，我怀疑海陵版的《释文》并非司马康所作。

你能不能对这些进行刊订校正呢？”我恭敬地拱手回答：“我愿意学习去做这件事。”

乙巳年，父亲去世，我既要为家中事务操劳，又要忙于科举之事，但史学方面的学习一直不敢荒废。

宝祐丙辰年，我考中进士，这才得以全力投入到对《资治通鉴》的研究中。

我外出为官，无论走到哪里，都带着这部书；遇到有不同寻常的书籍或对史学有独到见解的人，一定会前去请教订正。

我依照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的体例，整理编订为《广注》九十七卷；还写了十篇《论》，从周到五代，大致叙述了各朝代兴衰的主要情况。

咸淳庚午年，我从淮河沿岸回到杭州，延平的廖公看到我的著作后十分认可，以礼相待，把我请到家中，让我为他的子弟校对《资治通鉴》，我为此写了《雠校通鉴凡例》。

廖公又把我推荐给贾似道丞相。

德祐乙亥年，我在江上从军，所提建议总是不被采纳，不久军队溃败，我从小路回到家乡。

丙子年，浙东地区开始骚乱，我前往越州新昌避难，老师和随从也跟着去了，家眷因此得以幸免，但我的书稿却丢失了。

战乱平定后我回到家中，又重新购买了其他版本继续作注，考异》以及我所做的注释分散融入到《资治通鉴》的相应文字之下；历法、天文方面的内容，则按照《目录》所记载的，在旁边附上注释。

一直到乙酉年冬天，才最终完成全书的注释。

书中对于事件的来龙去脉、地名的异同、州县建置的离合变化、制度的沿革损益，都详细地阐述了原因。

像《释文》中错误荒谬的地方，我都加以改正，还写了《辩误》十二卷。

唉！为《汉书》作注的人很多：晋灼汇集服虔、应劭的释义，并辨析其恰当与否；臣瓒汇总各家的说法，并用自己的见解进行反驳。

到了颜师古新的注解，又讥讽服虔、应劭的注解疏漏紊乱之处很多，苏林、晋灼的判断太少，指责臣瓒的注解有差错，诋毁蔡谟的注解相互矛盾，自认为已经穷尽根源，融会贯通，精心诠释，不再有遗憾；然而刘氏兄弟对颜师古的批评，就如同颜师古批评前人一样。

人很难察觉到自己的不足，前人注解的失误，我能看出来，可我自己注解的失误，我却无法察觉。

再者，古人注解书籍，文字简洁但意思明了；如今我所作的注解，虽然内容广博，但要做到简洁，我还没能做到。

随着时代的变迁，那些学问精深的儒者和老师都相继离世，我已经无从请教订正。

有人鼓励我去北方学习，唉，我确实有这个志向，然而我已经衰老了！旃蒙作噩乙酉年，冬季，十一月，乙酉日冬至日，这天白昼开始变长，天台胡三省字身之在梅涧蠖居写下这篇序。